滕泰：中国不缺地 地价却十几年涨十几倍

　　记者：对于土地供给的问题，是不是政府的作用在这里面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看到能够拿到土地供给的人往往有一些政治背景或者其它的背景在里面，这个问题的重担还是落在政府身上?

　　答：政府既是这个规则的制定者，同时也是土地价格上涨最大的受益者，每年我们光土地财政收入两三万亿，这是很大一笔数字，所以说政府要想降低土地供给的话，它首先得正确地认识到这一块。至于这个机制，叫做招拍挂，这个机制里面有哪些值得改善的地方，是不是某些人能得到土地的人，廉价地获取了这些指标或者是资源，然后更高价地去倒给消费者，一方面从政府手里面拿到地，另一方面从银行又拿到资金，然后用这种杠杆去获取若干倍的收入，这就是过去十几年，我们房地产为什么培养这么多暴富的，这也是一个体制性的原因。

　　记者：我们看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也提到了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您在文章当中也专门探讨过，应该怎么样解决?

　　答：短时期之内克服这些障碍比较难，因为它首先涉及到一个要素占有的公平性的问题，比如说刚才说土地的问题，政府拿了土地财政收入一年几万亿，然后房地产商拿了以后又加价，又赚了很多钱，所以经济增长很大一块成果被这两块拿走了。银行或者其它金融机构垄断了资金的储蓄，进去的钱是水的价格，老百姓的储蓄可不就是自来水的价格，出来以后是油的价格，它变成了水变油了，银行又拿走了很多很多的经济的收益。剩下的归企业的、归老百姓的不就少了嘛。中等收入阶层形成的速度不就慢了吗?所以要想培育中等收入群体，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的增长，核心的出发点还是要提高要素占有的公平性，而提高要素占有的公平性就涉及到供给侧改革，你怎么改革?土地产权的改革现在来看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深水区，怎么去改革金融体制的改革?怎么打破一些核心领域的垄断?比如说加油，你用的油比美国贵，这个到底怎么造成的?所以要打破垄断，减少垄断对那个资源占取，获得垄断收益，要减少公共权利对于社会分配的干预。土地创造价值，资金创造价值，劳动创造财富，管理创造财富，技术创造财富，什么时候听说过权利创造财富?但是有些没有创造财富的权利，它却获取了很大的收益，这个叫腐败。有的没有获取很大的收益，它干预了，它影响了市场，按照市场要素分配的贡献来分配收入，其实它也是在破坏这个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所以培育中等收入群体，首先是要从体制改革上促进要素占有的公平性。其次要提倡按要素分配收入，单纯地按劳动分配收入，这个是不好衡量的，单纯地按土地的稀缺性去分配收入的话，谁拿着稀缺性资源谁就多，也是不合适的，而应按要素、边际、报酬来分配，这样的话既有利于公平，又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只有按照要素、边际、报酬分配的话，那些资源才会流到最有效率的那个地方。

　　记者：在改革的过程中，去产能的过程中，怎样能够助力经济稳增长?发展新兴产业是培育新供给的关键么?

　　答：这就是回到我们刚才的第一个问题了，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它只是第一步，但是第二步还是要把这些过剩产能、过剩库存上面的生产要素转移到新的供给上去，什么叫新供给?比如说苹果就是新供给，在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我们对它的需求是零，但是他创造了自身的需求。比如说滴滴出行它就是新供给，本来你到楼下打不到车，但是有了这个软件以后打到车了，有效供给产生了，有效需求满足了，生产力不就提高了吗?所以新的技术是新供给，新的产品是新供给，新的商业模式，像滴滴出行这样的也是新供给，所以说改革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推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使中国经济恢复增长的新动力。

　　记者：很多煤炭、钢铁企业的工人，他们如果下岗之后要保障就业，不可能马上变成新兴产业的员工，或者说有更好的就业的岗位，那么这个问题是不是很;0难平衡?我们都想变成中国的苹果，但是这个可能技术创新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也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所以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觉得很困难?

　　答：技术创新现在来看已经比前些年好多了，首先你有创新的环境，教育各个方面来看，但是真正的像刚才一样，像那些老的产业转移到新的产业上面去，政府还是要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就是要做好社会政策要托底嘛，要么你授人以渔，给他一点社会保障让他短期保持稳定，同时你还教他一些，做一些职业培训的工作。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北京的首钢，原来它在石景山，后来它搬走了，但是首钢是搬走了，首钢那些地区的那些工人，那几万工人肯定不会从北京跟到唐山去，他们跑哪儿去了?他一定转移到新的产业上去了。

　　记者：民营中小企业。

　　答：首钢的那些地，你不能把石景山整个搬到唐山去吧?那个地还在那儿，它也转移到其它产业去了，它的资金也没有全部跟走，首钢还发起过华夏银行，你看它又转移到其它产业里面去了，技术管理，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是通过要素转移的这么一个过程，当然要素转移的核心还是人，政府也能扮演一定的作用，但是更多的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